广东省纪委监委说这件事“严重损毁了一批大树老树,破坏了城市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风貌,伤害了人民群众对城市的美好记忆和深厚感情,是典型的破坏性‘建设’行为……”用词可以说很重了。
信息显示,广州现有行道树58.6万株,榕树占比高达47.13%,估计与1800万广州人共同生活的榕树总数有30万株之多。
1956年2月,《人民日报》社论提出“绿化祖国”的口号。广州是最先响应的城市之一,3月9日,广州就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绿化委员会,对广州市81种行道树进行筛选和淘汰,最终选取的树种里就有榕树。
榕树有个优点,长得快,树种便宜,树冠巨大,遮荫效果难逢对手,也不怕雨涝。于是,从那时候起,榕树就在广州开枝散叶。榕树成了许多老广最深刻的童年记忆,他们在榕树下成长、玩耍、纳凉、吃饭。因为榕树的存在,南国往往持续大半年的夏天不再令人望而生畏,榕树摩肩接踵,庇护了一条条大街小巷,以至于“榕树骑楼满洲窗”成为羊城的独家特色。
有一篇当地流传甚广的文章这样写道,许多广州市民热爱这座城市,认为广州比北京、上海等超大城市更有生活感、人情味的重要原因之一,就是这里有浓郁的树木和乡土气息,让人们生活在都市却也好像能拥抱大自然,让市民从心底感到舒服。
广州人对榕树的爱,由此日益深沉。50年后的2006年,时任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对广州绿化提出新标准“见缝插绿”,且这个“绿色”要求是高大乔木,要“少种草、多种树、种大树”。当时,园林部门收集市民意见,有很多市民的建议树种仍然是细叶榕、高山榕等榕树品类。
但到了2017年,广州却神色一凛,对榕树开始“动刀”。主要原因,可能让很多人想不到,是榕树对市容破坏较大。
有人从专业角度说,榕树可以作很好的景观树,却不适合作行道树。因为榕树首先一个问题是板根粗大,对道路的破坏力无出其右。这种破坏力,随着榕树树龄的增长而日益显著。
无论人行道还是快车道,都经不住榕树根的强力撬动。因为行道树树池较小,限制了榕树根的“空间”,就更激发了它向上翻翘的力量。
从这一层来说,市政道路部门一直对榕树意见很大,因为它的根太能折腾了,走路的人一不小心,就很容易绊倒,来一个“扑街”。
此外,榕树生长过程中,还会垂下胡须一样的须根,这些须根坠地后,又会形成树干一样的支撑,于是榕树就这样无限扩展,乃至有“独木成林”的名号。孟加拉国的一棵大榕树,巨大树冠投影面积竟有1万多平方米,曾容纳一支几千人的军队在树下避暑。广东江门新会天马河一个叫“小鸟天堂”的地方,一株500年树龄的古榕树,树冠覆盖面积达20亩,可容数百人乘凉。由此就能明白,在空调未能普及前,广州人是如何扛过炎炎夏季的。
问题在于,榕树的众多须根是和它的硕大树冠相匹配的,但在人类生活的环境中,需要它的树冠,却要不断剪断它的须根,甚至截断它地面暴突的根,导致榕树“头重脚轻”。于是原本非常能抗风的榕树变得“弱不禁风”,很容易在台风暴雨天气下仆倒,加上它身材“魁梧”,极易造成很大破坏。而公园里那些年纪稍大的榕树,不得不扯上“钢丝绳”,作为对它的支撑,像老大爷一样被尽快搀扶起来。
更防不胜防的是,榕树根系对地下管线的威胁。有广州园林施工方面的专家说,她曾见过榕树树根长在粪渠里,把整个管道都堵死了。
再有,榕树掉果、掉叶也是个麻烦事,它的果实容易弄脏地面很难清理,而叶子几乎每天都落,让环卫工人看见头疼。
首先,要耐寒、耐贫瘠。你想,行道树基本“住”在马路边,不能像公园里林木被频繁灌溉保养,大部分时间要靠天吃饭,甚至还要频频吃汽车尾气,所以要很皮实,很能扛住恶劣环境的考验。
其次,树冠要大,身材要挺拔。主干至少要超过两米才分枝,毕竟行人车辆要从树下经过,那种悬崖上的怪石奇松姿势再美,也不符合要求。
第三,要生长速度快。树木成长速度差异很大,速生树三五年就长成大高个,慢性子的树可能上百年还不如人家十几岁的“少年”个高。不能总期盼着前人栽树后人乘凉,尤其我国城市变化快,可能没过10年,道路就要拓宽了,岂不是麻烦?
第四,要病虫害少。这个就不言而喻了。行道树因为环境差、空气差、缺养分,城市管理也不能像对园林景观那样周全管护,“免疫力”自然高不了,这就要充分依赖树种强大的“身体素质”。
第五,最好有一定颜值。开花漂亮、秋叶漂亮,都是行道树的加分项。比如樱树、异木棉、银杏都是此类。
第六,就是文化习俗和历史影响。比如南京的法国梧桐,近百年前,南京修建孙中山先生陵寝,就种了一批悬铃木,其因为树叶宽大像梧桐,最早种在上海法租界,得名“法国梧桐”。新中国成立后,南京又种植约20万棵法国梧桐,从此悬铃木,就成为南京城的城市名片。
比如广州种了榕树,榕树不怕降雨多和水涝,但其缺点就是拱根、落叶和落果。比如佛山种的大王椰子树,树叶大如船,掉下来能砸晕路人。这不是段子,是新闻,曾有人对“肇事”树叶称重,发现其吸收雨水后的重量达31公斤!
除上述外,深圳的菠萝蜜也是鼎鼎有名的“炸弹树”。其单个重量4公斤,还曾有地方曝出菠萝蜜连环“攻击”砸断石椅的奇闻。现在,每到菠萝蜜快熟时,相关城市都得挂上大网,以防发生砸伤人、车的事故。
其他如“芒果树”“香樟”等,尽管比菠萝蜜、大王椰子树“杀伤性”小一点,但是等到落果,黄澄澄或者黑乎乎的果浆糊在车上或大街上,画面一样影响感官;再如橡胶树、石楠花则是“臭”名远扬,银杏雌树落果味道也是臭不可闻;法国梧桐、杨树则因毛絮、飞絮,让对此过敏的人闻之色变。
因为其与市民生活紧密相关,成为很多人生命和记忆的一部分,所以关于行道树的调整,就不能再简单将它当成公共物件,更要考虑到它承载的市民情感。
这正是城市处置行道树的最大难点。不能只有“理性”,还要有“感性”,这两者不是不可协调,而是要遵循现代文明的管理方式,用“协商”替代单纯的“管治”思维。
2017年4月,广州第一次大规模砍树,就让很多市民感觉很突然。天河区部分被砍的榕树替换成了白玉兰,后者树冠小,很难产生足够树荫,引来了市民不满,由此告一段落。
去年9月,广州林业局称,道路绿化将遵循“一路一特色”原则,以观花种树为主。广州规划说,将主推五大主题花,打造花城品牌。
去冬今春启动的“广州市绿化造林专项行动”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。比如1月,花都区68棵榕树被砍;3月,新河浦改造砍掉48棵榕树;4月,越秀区20余棵大榕树一夜被砍……这些行动都让市民猝不及防。
此外,参与相关项目评审的中山大学教授冯原透露,广州本打算以人民桥为重点,将东西两侧江两边的榕树全部换掉,但是评委一致不赞成换树种。一些学者认为政府对树木投入的维护还不够,还有人认为每个树种都有缺点,比如“玉兰树,作为景观不算太好,而树穴容易积水,不及时清理会死”。——显然,树种更换的方案,也未充分得到专家学者认可,有待继续完善。
而人们发现,在砍树、移树过程中,一些树被砍了、移走了,但补种却没有跟上,有的连树坑都没有挖好,还有原本承诺的“移栽”,也没达到预期。最后,包括公园、公共绿地在内,也有许多榕树面临被砍伐和移除。
这样一来,一些街道原本的树荫没了,替代方案无法补充,市民遭受了夏日的暴晒,利益受到了损害;也因为宣传、宣讲不够,情感受伤;再加上专家学者也持不同意见,思想认知上也缺少“智库”支持,砍树移树的专项行动自然碰壁。
对此,媒体人陈扬举了个正面例子。1996年,位于沙园的广州重型机器厂厂区交给地产商开发。开发商造楼盘时遇到一个难题:厂房可以拆,但厂区里那么多榕树怎么办?砍掉这几十棵大榕树可以多盖楼房,留着则有难得的公共空间和绿化。最后,开发商决定留着,所以就有了后来的楼盘广告语——“大榕树下,健康人家”,一时传为美谈。
深圳美术家徐坦则举了一起国外案例。2015年,他去日本京都考察,听京都大学植物学系的几位教授讲起,京都大学扩建校舍时,有大树妨碍了施工,必须移除。于是,教授们去拜谒这棵大树,向它表示歉意:“不得已把你挪走,非常抱歉。”在徐坦看来,如果更多树采用挪走或者移栽的方式,而不是直接砍掉,对市民的内心伤害也许轻一点。
就此,不难得出启示,城市在行道树更新或制订相关方案时,完全可以通过三步走的方式:首先,科学调研,选树慎重,不能仓促上马。第二,对于树种选择、调整,要对公众给予充分告知,争取理解。选择新树种,或更换老树种的原因是什么?如果因为原树种维护成本高昂,可以晒一本“成本账”,把难处讲出来,讨论是不是到了不得不“更换”的理由。选择新树种,又有什么优势?因为更换树种带给市民的利益损失,比如“无法遮阳”,怎么最大化减弱,或者能否有好的替代方案。第三,迁移、砍伐大树,条理清晰,哪些需要砍伐,哪些需要迁移,树木砍伐、迁移后,“替补”新树种能否及时跟上。
所以归根结底,还是有关部门做好“服务生”角色,拿出服务意识,很多“难点”“痛点”或许不像想象中那么难以解决。
“榕树”风波对于广州是教训,也是继续提升文明气质的机遇。比如,当广州人发起“拥抱榕树”行动后,广州开始及时调整政策。
10月,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拟定《广州市关于科学绿化的实施意见(征求意见稿)》,其中明确,城市更新不砍老树,迁移树木要征求公众意见,防止乱砍树,杜绝“大树进城”“一夜成景”。其细化到,迁移古树古木或因同一个工程需迁移、砍伐大树10株以上的,都要开展绿化专家论证并征求公众意见。这相当于用法律法规,对有关部门如何履职画上了一道红线,今后依法办事,就能最大化凝聚共识,减少分歧、矛盾。由此,一次“碰壁”,反促进了广州新的进步。
广州“榕树风波”对于其他更多城市也是生动一课。需要看到,在城市服务意识方面,我国大部分城市和广州等一线城市还有显著差距。广州尚需努力,其他城市更没有理由懈怠。唯有管好手中权力,更好为市民服务,明确“服务型政府”概念的本质,才能成为美好城市的共建者,也是一个城市能否走向伟大和美好的必由之路。